我是中国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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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史》的故事
刘强　齐鲁书社

因缘际会　久磨良剑　
　　方李莉《中国陶瓷史》的出版，可谓好事多磨，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也可谓恰当。现在想来，这部书与齐鲁书社颇有渊源，初始的偶然细流，渐成恢弘壮阔之势。1997年，方老师已经开始撰写这部书稿，当初，方老师并不是要撰写一部独立的“中国陶瓷史”，而是承担了田自秉先生主持的《中国工艺美术通史》“陶瓷部分”的写作课题。用了三年时间，方老师完成了初稿，十几万字。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工艺美术通史》一直没有出版。而方老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课题一做就是八年，到过中国西北和西南的一些地方，考察民间艺术和文化。这些考察对方老师研究基于中国文化沃土的陶瓷艺术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对了解中国陶瓷地理、陶瓷文化基因有着重要助益。陶瓷学对于方老师来说是轻车熟路，田野考古对研究陶瓷艺术又提供了正能量，撰写陶瓷史著作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接下来的六年，方老师把研究重点转到了历史时期的中国陶瓷和中国文化上，对于陶瓷的研究也日见精进。足迹遍及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地中海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后，方老师对历史时期中国陶瓷的感觉已经今非昔比，视野大为开阔，对于中国古代陶瓷贸易的地理背景有了立体的感受，对中国陶瓷文化与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化支系、其他文明的交流，已经有了新的思考。再深入观察，在欧美和非洲、亚洲的一些大型博物馆和艺术馆里，方老师看到历史时期的中国陶瓷被当作重要文物陈列，地位显赫，这更坚定了她写一部基于艺术人类学的《中国陶瓷史》的决心。
　　边考察，边思考，然后是落笔生花。2007年，齐鲁书社正式向方老师约稿。为什么说正式约稿呢？这需要从方老师与齐鲁书社的缘分说起。齐鲁书社当年出版过王朝闻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方老师当时正随费孝通先生做博士后研究，陪同费先生出席了这场首发式，并与齐鲁书社的宋悌同志（现为编审，担任《中国陶瓷史》的装帧设计）结下了缘分。宋悌同志、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薛慧志教授与方老师有多年的交情，深知方老师在陶瓷艺术园地的耕耘成就，希望方老师的著作能在齐鲁书社出版，这应该说是《中国陶瓷史》与齐鲁书社结缘之始。2007年，方老师的《中国陶瓷史》书稿完成初稿，齐鲁书社由宋悌同志和三编室主任赵发国编审出面，正式与方老师签订约稿合同。项目算是板上开始钉钉了。但是，由于方老师社会事务繁忙，在美国、韩国等地访学、开讲座，虽然也没有间断修改书稿，书稿也有一些扩充，且几经改易，但书稿并未进入编辑加工流程。又是近四年过去了。等到浮沙漉尽，书稿进入编辑加工流程的时候，内容已经近百万字，图片千余幅。于整个中国陶瓷厚重醇雅的历史来说，百万字不为巨，甚至有不能覆盖之憾，但就精华和时代突破来说，已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做足功课　交换信任
　　2011年，《中国陶瓷史》正式进入出版流程。因缘际会，我担任了此书的责编之一，负责编校事宜。虽然俗话经常说“好事多磨”，对这个拖了这么久的项目，能否编好，我心里却没底，因为我原来对陶瓷知识仅知道皮毛，并无特别的爱好。好在有齐鲁书社整体的严谨氛围和良好的学术图书编辑风气的感召，这让我不能懈怠。就我个人来说，还有经济史和历史人类学的教育背景，以及可以边做边学的信心。从在这之前编了几年的《容肇祖全集》的实际经验来推导，艺术来自思想，思想和文献是文化滚滚向前不竭的动力。《容肇祖全集》与《中国陶瓷史》看似不切边，但一边是国学，一边是国术；一边是思想，一边是艺术，这些感悟让我对编辑《中国陶瓷史》首先有了相当的信心。我想，有毅力和信心，沉着应对，多学习，不偷懒，事情多半可以做好。我找来已经出版的三部《中国陶瓷史》，这三部都是简史，且属于器物层面的，不脱器物学堆积的窠臼，从学术理论层次上来看只是勾勒，倒也能让读者对整个陶瓷史有大致的印象。然后翻阅了中国古陶瓷学会主编的《中国古陶瓷研究》十几辑，以及近些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研究的相关大量著作，包括日本学者的著作，日本学者对中国古陶瓷的研究已经颇具水平，不可忽视。有了这些阅览之后，我对方老师《中国陶瓷史》的突破方向和创新之处已经有了感觉，跟方老师交流也有了信心，“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嘛。与方老师基于书稿的交流是频繁的，电话一打就一个多小时，基本没有周末和工作日的区别。交流一段时间后，方老师甚至有些惊讶，觉得这书才刚开始编辑，这编辑怎么快成了“陶瓷通”了！真正开始编辑工作以后，我的兴趣与日俱增，并为陶瓷这方寸之地所凝聚的中国文化之典雅、之厚重、之逼真所深深震撼。但陶瓷的造型和装饰毕竟属于艺术的范畴，而且浸润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陶瓷史著作的编辑工作很可以挑战一个编辑的文化积累。“不要出笑话”，这个对所有编辑都适用的硬杠杠时刻警示我必须把每一个知识点都让它坐实，不允许飘过。等我把我改好的第一次清样给方老师过目的时候，方老师已经认可了我，认可了齐鲁书社，并不再后悔没选择更大更强的出版社了。
　　对陶瓷文化积淀进行梳理，对陶瓷文化中的密码进行解读，并非易事。平心而论，在今天的时代语境和学术背景下，撰写一部《中国陶瓷史》难度是很大的，既然艺术是形构的最高追求，今天的学者在陶瓷史写作和研究领域就仍然大有可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用时下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文化密码来考量，对于陶瓷物体上之“浮华”的解读，对于这些“浮华”中寓有的中国人的精神诉求，以及这些诉求遇到不同语系、不同族群的文明体系所引起的共鸣或者反响，诸如此等，在今天的全球语境下加以关照和解读，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立足于这些因素，一部新的源于陶瓷的人类史，一部基于人类艺术的陶瓷史，问世了。
　　方老师的《中国陶瓷史》从陶瓷艺术的角度来阐释乡土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文化密码衍化，这是关于中国陶瓷历史撰写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是一幅汇集了传世中国陶瓷大部分“印象”的史诗画卷，是一座生动地展示乡土中国色彩斑斓的大舞台。
全球视野　乡土密码
　　从全球视野书写中国陶瓷史
　　陶瓷作为中国的伟大发明，从瓷器的萌芽到走出国门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延续到现在的一千多年里，瓷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机器时代之前的中外贸易商品中，陶瓷俨然为大宗外贸商品。
　　陶瓷生产技术是中国特有的，甚至在19世纪之前，外国人还是难窥其生产奥秘，只能看到成品并想象其生产工艺。正是基于这种怅惘与艳羡，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岁月里，欧洲人费尽心思从中国贩运陶瓷器。德国奥古斯都二世就被称为“东方瓷器最优秀的收藏家”之一，据说，他一生中有两大开支，一是购买东方瓷器，另一个则是发动战争。1717年，为了得到普鲁士帝国腓特烈•威廉一世的127件中国瓷器，他竟然以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近卫骑兵去交换。这些中国瓷器属于青花瓷，其器型硕大，颇有皇家气派，至今仍陈列在德累斯顿的博物馆里。后来，欧洲人不断仿制中国瓷器，甚至有传教士到景德镇搜集瓷器制作工艺信息后传回欧洲。法国终于试制成功，但品相与中国还是相差悬殊。大部分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美国人，在很长时间里仍然从中国进口大量瓷器，这些瓷器有不少保留了下来，今天静静地躺在当地的博物馆或艺术馆里供人瞻仰。方老师尽可能地去搜集这些器物的图片，向我们展现了历史时期中国人在时空隧道里的光辉——一件件流光溢彩的陶瓷器。方老师足迹所及，至于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皮博蒂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伯克利博物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博物馆，法国的吉美博物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德国的德累斯顿博物馆，荷兰的鹿特丹波伊曼•范•布宁根博物馆、格罗宁根博物馆、吕伐登普林塞斯霍夫博物馆……如果不是这些陶瓷器物的注解，大多数人还是很难想象中国文化在欧美的巨大影响力——其主要代表就是陶瓷、茶和丝绸。
　　陶瓷文化的国际性和人类文化的共通性，为方老师的业师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性理论做了最好的表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艺术无国界，人类共分享。
　　陶瓷蕴含的中国文化的乡土密码
　　陶瓷在本土，也有身份之别，有平民家的粗瓷大碗，有皇家贵族的贡品礼器。凡此种种，都有中国文化的崇尚和追求在其中，比如崇尚纯净典雅、天然闲适。从较早的纯色白瓷、青瓷，到后来的青花以及彩瓷，无不崇尚天成和秩序。纯色的开片问题，其实这种裂变最早的出现可能是非人为控制的。这种天然之美，后来竟引致成一种工艺。青花彩瓷的花枝或者卷草纹，可以繁，但肯定不会乱，是为有序。还有，工匠们可以雕琢加工，但绝不会滥施刀斧，而是追求天然。这固然可以解释为道家文化的清静无为，倒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更深层次的意涵，那就是崇尚闲适。
　　中国闲适文化的根子在乡土，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地气情结。古代中国很早就建立起高效有机的社会管理体系，这些管理机构的成员选拔制度虽然历经变化，自